“头脑风暴嘛，不耽误。”刘部长说道：“反正周末，我有时间。”

　　 说完又颇具深意地对周至说道：“肘子大概知道，西方考古界认为我们的文明只从商代开始，不承认我们有夏朝这件事儿吧？”

　　 周至顿时就明白了。

　　 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学术界就不是铁板一块，首先，汉学在海外就并非一门显学，研究汉学的专家，其实远比研究古希腊甚至古埃及的人少得多，按照如今国人的理解，加上国际两个字，应该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精英高知群体，然而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这个圈子不但不大，恰恰相反，特别小，小到一个个专家几乎都是“孤品”，比如西周金文，《竹书纪年》，就一个倪德卫，比如《周易》，经学，就一个夏含夷，几乎就是顶多三两人一个专行，甚至有些行就一个人。

　　 而如今中国国内开会，特别期盼国际学者，只要请到一个“神仙”，总是奉为上宾。因为有了这个人，会议就可以称为“具备全球影响国际会议”。

　　 而这些人的观点区别很大，一个人说“中国无夏朝”，然后就会成为“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无夏朝”，实在有些搞笑。

　　 但是其实很多海外学者，对于夏朝是否存在，也有很多争论，这里面又存在一种学术上方向性研究差异。

　　 持肯定态度的，一般属于“信史派”，这部分人认为中国流传的文字记录典籍，是可信的，或者说至少是值得研究的，可以寻找到历史和文化的主要脉络的，这部分人从丰富的中国古代典籍里寻找夏朝存在的证据，最着名的就是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倪德卫。

　　 倪德卫在一个周日的晚上准备教案时，发现了《竹书纪年》和自己研究的陕西扶风出土微氏家族铜器存在重大契合之处，由此认为《竹书纪年》不是伪造的，而是无价的史料。

　　 从相信《竹书纪年》的真实性开始，倪德卫不仅坚信夏朝的存在，还确定自己能够通过《竹书纪年》精确重构从夏代开始的中国上古纪年，受这种狂热的信史派学风的影响，他接下来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都与上古中国历史编纂和纪年的论题相关。

　　 而与倪德卫相对应的，则是另一派“疑古派”。

　　 这一派认为相信中国典籍上记录的那些上古传说实在是太过于荒唐，因此更加趋向于从考古成果中来寻找证据和痕迹。

　　 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宁愿存疑，绝不轻易下结论。

　　 如此而已，最后却演变成了“西方学者不承认夏朝存在”这样的非学术传言。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传言，其实更多是受国内学风的影响。

　　 夏朝的争论开始于民国时期顾颉刚的疑古运动，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也站这一观点，对“夏文化”的存在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禹都阳城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总结发言中，夏鼐就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而“夏代文化的认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在还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前，有关夏代文化的各种意见只是推论”。

　　 但是同样的，国内存在“疑古派”，也就存在“信史派”。

　　 这一派认为，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的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因此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就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类型的各期段之中。

　　 但是即使在那些认为“夏”存在学者中，对于“夏”的表述也存在很大不同，有人说“夏文化”，有人说“夏代”，有人说“夏国”。

　　 然而这三个概念，其实在史学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这些混乱也给了疑史派反击的机会，有人就主张应该只利用地下材料研究上古史，不要用一些压根不能证明真伪的所谓“文献”，来对考古穿凿附会，而且对于迷信文献，滥用文献的中国学者进行批判，认为其不但背离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国的考古资料。

　　 不过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这一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容置疑之真理。

　　 因此经过这么多年的争吵后，好歹已经把基本矛盾，也就是争论的关键重点，总算归纳得相对集中而清晰了，那就是现有有关夏代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对历史文献产生有力佐证这一点上来。

　　 因此即使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过于相信中国文献的夏含夷，根据西方确定的比较窄的历史定义——非文字资料不信史的说法，夏朝的存在的确需要商榷。

　　 比如说《禹贡》，《尧典》，到底是不是夏代的文字资料？现在学界已经证明了并不是，所以《尚书》就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

　　 而西方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然而甲骨文上并没有证明。

　　 但是信史派很快就迎来了能够让自己欢欣鼓舞的事件，那就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

　　 最关键的是，甲骨文中发现了诸王世系，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的诸王世系记录完全一致！

　　 这次重大发现，立刻让《史记》的信史浓度大增，进而引出了人们对《史记·夏本纪》的思考——既然《殷本纪》都被证明了却为信史，那同列于一本史书里的《夏本纪》呢？

　　 而目前涉及到“夏”的上古文物，却都出自周代，包括了叔夷钟，这是公元前550年前后的青铜器，里面有叙述“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其次是秦公簋，其中有“鼐宅禹责（绩）”四个字。

　　 虽然中间隔着一个商代，但是至少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对大禹治水之事确信不疑了。

　　 这些证据虽然开启了考古界重新进行夏文化探索的课题，但是同样不是确证，因此事情就依然存在于一种迷思当中，最终大家还是不得不承认，只有能证明确定无疑的，出自于夏史同期资料，才能让“夏”成为信史。

　　 这个证据，最终还是只能落实在文物之上。

　　 但是周至提出关于文明的新定义，让敏感人士立刻发现了其中的价值，为突破这道迷思找到了一条新的思路。

　　 那就是这个确实的证据，不一定非得是文字，文物，它还可以是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型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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