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紧，等我们把两个白手套一抓，梁家的牛黄狗宝都得露出来。”慕敏十分肯定的对有些着急的刘翔说，“审讯访春院的老鸨子韩乔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钟艾教的太太是拜了梁家老爷――也就是梁公子爹的小老婆做干娘的。这关系可不算浅了。”

　　 “你们可得盯紧点，别又闹出人跑了或是自杀的事情！”刘翔不满的说，“高令项这个关帝庙的头子可是到现在都没抓到，审判的时候不能明正典刑，实在太遗憾了。”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缉捕――他逃离广州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前阶段闹鼠疫我们戒严了很长时间。何况高令项还拖家带口，更走不远。”

　　 “可惜高天士自杀了！真是便宜他了。”刘翔恨恨道，“不把高令项灭了，难平广州人民的民愤。”

　　 慕敏不以为然。因为从掌握证据来看，高令项就是个纨绔子弟――论知名度还比不上他那个恶少弟弟高令全――根本没有他卷入巫蛊案的任何证据。何况，他接任关帝庙总团头满打满算也只有几个月，与其说他有民愤，不如说他的这个“总团头”的头衔招人恨。

　　 不过慕敏并没有和他争论。刘市长的心情，她太了解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瘟疫的阴影渐渐淡化了，广州的百姓们又回复了往日那种嘈杂忙碌的生活，街头巷尾的穿着大褂戴着巨大的面罩的防疫队员和荷枪实弹的国民军不见了，宵禁也取消了。那些行走在街巷中收尸的双轮车碾过的可怕声响终于听不到了，人们吁了口气――自己终于从瘟神的手里逃出一条性命来。

　　 家里有人故去的，还戴着孝。不过或者的人多是暗暗庆幸自己的幸存。大灾之后的轻松感和急于放纵的心情使得各处的茶馆酒楼爆满。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城里城外的各处行院妓馆，不管官妓私娼全部因为“风俗业整顿”停业了。许多人只好去城外的白鹅潭，找疍家花艇来“风流一度”――暂时澳洲人的警察还管不到那里。

　　 在这近乎狂欢的气氛中，却仍然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茶居茶铺里人们都在低声谈论最近的“全城大索”。

　　 瘟疫爆发前对关帝庙人马的强制收容已经让城里的百姓惊掉了下巴――这可是多少年来不管是布政使还是总督都不敢招惹的地头蛇，给澳洲人直接灭了，各处窦口顷刻被扫荡一空，就算幸而没被抓的，如今也不敢出来重操旧业。

　　 瘟疫过后，澳洲人抓人的劲头似乎更大了，每天都有人被捕。警察和国民军都急匆匆的走过大街小巷，砸开大门，将里面的人拖走；有的人是在大街上，铺子里，茶居里被带走的。

　　 这里面即有缙绅大户，也有普通的商家百姓，最多的是街面上混事的城狐社鼠，在妓院和大户人家帮闲架秧子的浮浪光棍……似乎都是因为牵扯到了前不久那件震动全城的“巫蛊案”里。

　　 有些有学问，念过史书的老先生们，在茶居里用压低的嗓音故作神秘的讲着汉武帝时候巫蛊案，说到这案子前后牵连了几万人被杀，惹得茶客们一个个发出啧啧声。舆情员们也在各个地方摇头晃脑的念着《羊城快报》专门刊发的《冒家客栈系列凶杀案》的号外连载。这连载其实已经超过了报告文学的范畴，其中有大段大段关于犯罪内容的描写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足够让许多人晚上回家做噩梦了。

　　 不过这一切都与崔汉唐无关，崔汉唐自巫蛊案结束之后就忙着给自己圈地。先是趁热打铁的提出一个专门的广州风水问题的专题报告。

　　 在扯了一通广州风水的淡之后，他郑重其事的提出：

　　 第一，将“镇海楼”改名为“探海楼”，因为镇有镇压之意，从风水层面讲会压制广州的王气。这也是朱明王朝修建镇海楼时有意为之。

　　 第二，严禁在越秀山上的任何挖掘和砍伐的行为，防止破坏山体龙脉。

　　 第三，在马鞍山古时掘断的缺口处建一座宫观，以修复并镇守龙脉。

　　 第四，将来条件允许了可以在广州城中心建设一座大型风水塔供游人参观，类似后世广州塔那样集旅游观光、文化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建筑，一是可以更好地放大广州的龙气，二是可以展现元老院的实力……

　　 没想到这报告一出炉，就被新来广州不久的元老黎卓贤在会议上批的一文不值。会议上为了不伤害新道教和崔道长的颜面，最终批准了第一条和第二条，第二条是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通过的。第三条“由市政府统筹考虑”，第四条被无情的枪毙了。至于提案中新道教想接收旧道教的宫观的事情，会议表示“再议”。老崔借着接收广州各处道观趁机吞并各道观财产和人力的计划不得不先搁置起来。

　　 不过他的另外一个动议――为巫蛊案和最近的瘟疫病故者打醮。规模要大，气势要足，充分收揽民心――倒是很顺利的通过了。不过从他原本计划的“政府搭台，新道教唱戏”成了“政府搭台，三教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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