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全书》已经开始修订了,邵树德全程关注、指导。
第一批入选的是长安、太原两地的藏书。
前唐之时,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三地置宫殿,收藏档桉文籍。
安史之乱后,洛阳藏书大部散佚。黄巢、秦宗权之乱后,几乎损失殆尽。
长安藏书有部分散佚。
相对而言,太原藏书是损失最小的。
大夏开国之后,就开始勘误、校对、誊抄长安、太原的书籍,以实洛阳藏书——“五老”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长安抄书。
随后,赵匡凝、王师范、谢彦章等人献藏书四万余卷,又誊抄一遍。
其他降人有样学样,觉得这样能搏得圣人欢心,一时间献上了许多书籍。
尽管武夫们不太喜欢收藏书籍,献上来的书也多有缺损,但不可否认的是,依然极大丰富了朝廷的库藏。
互相印证、勘误、校对之后,倒是补完了不少书籍,随后各自誊抄一部分,发往四京收藏。
可以这么说,相关的工作在十多年前就展开了,不但新誊抄了一份存于洛阳,就连北京、南京、西京三地都有校对过的抄本。
但这些书籍,对于邵树德的胃口来说还远远不够。
他要编的是百科全书,虽然不是每本书都有资格入选,但基数肯定越大越好。
就目前而言,《同光全书》进度最快的还是经书、史书类。
这类书印刷量大,民间收藏多,不容易彻底失传,勘误、校对一番后,便可录入《同光全书》内,作为目录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收录书籍时,不光原本收录了,很多衍生版本也作为原本
比如,经书有注释类,这些就收藏了。
史书有史评类,如果水平够高,也收藏了进去——邵树德评《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之类,就觍着脸收录了进去。
当然,不光是以前有的史书,国朝编纂的史书,在杀青后也会录入《同光全书》。除还在编纂的《唐书》是正史外,载记类(割据政权史书)也会录入——
这一日,邵树德来到中书省下辖的西京史馆,视察载记类史书编纂进度。
《渤海国记》、《契丹可汗志》、《回鹘春秋》、《南诏实录(长和附)》、《喀喇沙见闻》……
“这些地方的书籍、档桉,可都已经运回来?”邵树德随意翻看了一下,问道。
“陛下,一应书籍皆已运回。”站在他面前的是史官韦说,原太子宾客,因屡进谗言,为皇后所恶,打发到了西京史馆,负责编撰史书——老实说,太子还是厚道的,这个结局不错了。
“南诏藏书多吗?”邵树德问道。
“不多。”韦说答道:“南诏无文字,精通汉文者固有,但多为朝堂大员,没太多工夫编史。臣等找寻了一些被记录下来的君臣问对,编纂了这份《南诏实录》。”
“契丹、渤海呢?”
“契丹更少,只有一些神神道道的用回鹘语、汉文写下的东西,前后矛盾,错漏百出。臣等通读数遍,再推理印证,写了一些。后又访寻契丹降人,记录其族中故老传说,勘误之后,定为《契丹可汗志》。大致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邵树德了然。
把契丹历代可汗的世系、生卒年、子女情况以及他在位期间所做的事情完善起来,已经是能做到的极限了。也亏得过去的时间不长,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故能多写一些。
若百年后再来做这件事,恐怕只能写薄薄一册了。
“回鹘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自己记录了一些,早年用突厥文,后来用回鹘语,不过听闻也散佚颇多。且其历法与中原不同,记录时多有夸大、歌颂之语,不符合国朝修史的原则,故剔除了一部分。”韦说继续说道:“到最后,只能把历代可汗、可敦的事迹编纂出来。又挑了些回鹘名人、历年大事录入,成书之后,定名《回鹘春秋》。”
“疏勒那边,几无书籍。西迁之后的回鹘,更无记录习惯。故臣等直接录用起居舍人刘朐所写之《喀喇沙见闻录》。”
刘朐这么空?邵树德满脑子问号。在编写起居录的同时,居然还抽空写了本《喀喇沙见闻录》?
韦说小心翼翼地看着邵树德的脸色,见他不语,又补充道:“史馆已派人西行,遍访疏勒耆老,争取增补一些内容。”韦说又道。
“可。”邵树德同意了,又道:“从各处搜罗回来的原始材料,全部校对、誊抄一份,发往四京,妥善保管,不得外泄。各番邦故国的史书,以国朝编纂的这几本为准。”
虽说把他们的各类书籍都收走了,等于断了文明的根。但说实话,这根本来就不怎么茁壮,也未必能保住。《同光全书》帮各国勘误、校正史籍,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了不得的事情了,至少后世能通过这些只言片语来了解祖先的过往——南诏的很多历史,都是通过唐人编写的《南蛮》来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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