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妈妈出门上班之后，吴伦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她既是独自一个人，又不是。她不能出门，不能上班，更不愿意和老家的朋友联系，于是便一天天地在家坐着，握着遥控器盯着屏幕，一个个地切换频道，却很少在任何一个频道上驻留。

　　 说孤单吧，倒不孤单。往窗外一看，她就能看见楼下那个现搭起来的简易“岗亭”，里面总有两个男人盯着她住的这一栋楼；时不时地，其中一个还会上来敲门，确认一下吴伦是否真的在家。

　　 每一天在临走时，妈妈都会把门反锁上——不是为了叫吴伦出不去，没有这道锁她也出不去——而是为了让外面的人进不来。她必须得出去上班，要把女儿独自留给几个说不清身份的、一看就像不正经闲汉似的男人，哪个做妈的也不可能放心。

　　 妈妈对于吴伦被软禁的抗议，就像是一股细风吹上了高山，连一丝回响也得不到。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她舍不得埋怨已经精神萎靡的女儿，很快就认了命，自己调整出了一副新常态，来应对她对其毫无把控权的生活。

　　 这一天送妈妈出门时，吴伦又瞧见了对门邻居家的叔叔。

　　 她们母女二人在这栋楼里住了十几年，就和常叔一家对门了十几年。

　　 “常叔，上班啊？”吴伦朝他打了一声招呼，他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眼睛都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她被软禁的事，整个小区都知道了，除了个别千方百计要关心她的，其他人都像是忽然不认识她了一样——哪怕是对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常叔一家。

　　 “你自己小心点。”她妈妈眼看着常叔头也不回地下了楼梯，默默挪开目光，对她说：“对了，我今天中午会买菜回来，我们一起吃午饭，你就不用随便凑合了。”

　　 吴伦一怔，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知道了，”她从门后递给妈妈一把雨伞，说：“天气预报好像要下雨，你带着以防万一吧。”

　　 妈妈上了年纪了，接过雨伞时的那一只手上，骨节皮肤都显得又糙又厚，堆积在一起。早在好几年前，把白发根染黑，就成了和修剪指甲一样必须时常做的维护工作；最近在她的疲态之中，又多了几分隐约的、仿佛时刻害怕被欺负似的提心吊胆。

　　 吴伦关上木门，听着妈妈将防盗门门锁反锁上，慢慢滑向地板，靠着门坐了好一会儿。她觉得自己似乎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孩，面对着一个突然陌生的世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等她跑回妈妈身边，寻求安慰、寻求庇护的时候，一抬头却发现妈妈已经老了。

　　 人活着啊，只有到了遇见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不是蜗牛，是蛞蝓，没有壳。

　　 她走回沙发上，觉得房子里静得怕人，不由自主又摸向了遥控器。每一个频道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新闻就不用说了，哪怕是娱乐节目和电视剧，都像是同一条工厂线上下来的；同样的主题，同样的说话方式，差不多的情节，除了人物名字不一样之外，就算把这个剧的画面配上那个剧的台词，都一点儿不违和。

　　 吴伦默默地把八十几个频道来回翻了几遍，终于关上了电视。别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她的一天却有一年那么长。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扫了地，浇了花，对着一页书发呆了半小时；熬着熬着，总算是十一点半了——她听见对门常叔中午回家的声音了，再过一会儿，妈妈也该回来了。

　　 这个念头一起，门就被人咚咚敲响了。

　　 吴伦紧紧抿起嘴，走到了门后，外面果然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喂，在家吗？吴伦，开门！”

　　 每一天都会被检查好几次，每一次被叫开门时，她依然会无形中生出一股怒气。你算什么人，凭什么让我开门我就得开门……可是不管这念头转了几圈，也不可能出口的；她总还是会像现在这样，打开里面的木门，隔着防盗门对外面的人答道：“我在家，没出去。”

　　 那男人从铁栏杆里打量了她几眼。“哦，在家啊？”

　　 “你们就在楼下看着，不是很清楚我在不在家吗？”吴伦一时没忍住，反问道。

　　 “那也得检查，我这是为了社会安全负责。”那男人倒也不生气，笑嘻嘻地，不像往日里那样看过她就走了，继续说道：“我们下面没水喝了，你家有水吧，给我们倒两壶。”

　　 “我妈把门锁了，”就是有水，吴伦也不想给他，只是板着脸说：“水拿不出去。”

　　 那男人低下头，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串钥匙，拿出其中一把插进锁孔里。

　　 吴伦的头皮一下子炸开了。

　　 防盗门被打开了。

　　 那男人拉开门，与她面对面地站着，仍旧笑嘻嘻地说：“去拿水呀。”

　　 吴伦被定在了原地——她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钥匙。他们都是被招募的本地闲散人，靠着干这种监视人的辛苦活来弄点钱罢了；怎么对上她的时候，就能够拥有叫她反抗不了的权力，甚至连她家的钥匙都能弄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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