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这些资料递给了检察官，并且说道：“我想请我们证人，可以证明孙征义对沈小晴的文件有不满。”

　　 “准。”

　　 就看着门打开，走进来的是生产科的赵科长。他说道：“孙征义和我是同乡。他从项目开始就跟着项目，我们的配合也很默契。虽然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压力，但是他从来都不服输。但是沈小晴回来之后，他每次来到了工厂车间，整个人都有些颓废。我们问他他也不说，就是在晚上喝酒之后，他说自己觉得憋屈，觉得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还有一个大学都没有上的丫头。”

　　 “做伪证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请证人确认。”

　　 “我十分确认。当时和我们喝酒的还有另外一个老乡。他也在我们厂里，叫做钱三宝。”这人说道。

　　 “我反对！”这是沈小晴第一次发言。

　　 “请说。”

　　 “这个并不能证明孙征义的死和我有关系。难道一个学生，因为作业很难，然后就选择跳楼自杀，这是作业的错吗？一个工人无法完成工作，内心愧疚，这能说是工作杀死了他吗？”沈小晴举了两个例子指出了对方逻辑上的错误。

　　 审判官的目光看向了张友昌，在等着他和他的辩律师的回应。

　　 张友昌只是垂着眼，一句话都没有。

　　 那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举手示意。经过审判官的同意之后，他说道：“即使沈小晴的理论是正确的，也能看出来孙征义是有自杀的欲望。整件事情和我的当事人无关。”

　　 沈小晴终于明白过来了，眼前这位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并非企图把自己卷入其中，他真正的目的仅仅是要为张有昌争取无罪辩护。此时此刻，如果自己贸然发表意见，反倒会给人一种刻意诬陷张友昌的错觉。

　　 于是，她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原告席上的公安干警们。

　　 这时，一名公安干警站起身来，语气坚定地说道：“经过我方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孙正义的办公室阳台处发现了他衣物被撕裂的丝线痕迹。换句话说，可以推断出他的上衣在某个瞬间勾住了窗户尖锐的边角。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真心选择跳楼轻生，那么在窗户边缘留下的线头理应来自于其所穿的裤子才对。因此，综合种种迹象表明，孙正义极有可能先是遭受他人击打致晕，随后又被无情地推下楼去。”

　　 这段话犹如一记重锤狠狠敲在在场每个人的心头，法庭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人们面面相觑，脸上都露出惊愕与难以置信的表情。而沈小晴则默默坐在一旁，看着同样在被告庭上的张友昌。

　　 公安干警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孙征义是被人杀害，但是却没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杀人的人就是张友昌。

　　 整个庭审陷入了僵局。

　　 法官大人沉思片刻后，决定暂时休庭，半小时之后准备再次开庭。

　　 随着法槌落下，张友昌恶狠狠地瞪了沈小晴一眼，嘴角带着不屑，仿佛在就是在说：没有证据，我照样会无罪释放。

　　 沈小晴意识到这场官司远比她想象的复杂。他是被国安处带走的，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人愿意替他做辩护呢？难道国安处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吗？

　　 郑秋霜跑到了她身边，说道：“下半场你就不用做被告庭了吧？这事情就是公安和张工的事情了。总之你有不在场证明，肯定不会是你。”

　　 “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我可能还要在这里坐着。”沈小晴和声说道。

　　 “好吧！你坐的离他远点。如果真的是他想要杀了孙总工，这人就太可怕了。”郑秋霜提醒道。

　　 “我知道了。”

　　 很快，休庭结束。

　　 所有人再次回到了位置上。这时候公安的干警再次摆出了证据：“有人看到，张友昌在他掉落的时候，在孙征义的办公室旁边，且在我们进去工厂调查的时候，他也承认，他曾经到过孙征义的办公室。”

　　 公安干警将当时的笔录提交了上去。

　　 “我反对！”金边眼睛的男人直接说道：“我当事人去的时候，孙征义的办公室里没有人。”

　　 审判官看着审讯的笔录，道：“反对有效。”

　　 张友昌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沈小晴这个时候说道：“如果张友昌不知道孙征义工是怎么落下去的，也没有去现场勘察过。孙征义的办公室在三楼，这个高度正常跌落是不会造成人员死亡的。那么张友昌是怎么确定他的死亡了呢？”

　　 张友昌眼中像是淬了毒一样。他看着沈小晴，像是在警告她，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沈小晴的话给了公安干警新的思路，道：“这次的案子被报社意外提前曝光，造成了不少的社会影响。而从孙征义跌落到记者到来，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只能是有人通知了报社，并且有意去误导并且诬陷被告沈小晴。那天，在工厂的请假及出门单上，只有张友昌的记录。所以我们怀疑，他是有意想通过报社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审判长，我们有证据，证明张友昌向去光明日报提供了消息。”就听着在陪审团的角落坐着的一个人站起了身。

　　 沈小晴仔细一看，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陆北庭。他带着鸭舌帽，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不认真找还真的找不到他。只是自己没有通知他，他是怎么知道今天自己要出庭呢？

　　 “我请求审判长允许证人出庭。”公安干警提出的申请。

　　 “可以出庭。”

　　 审判庭的门再次打开，出来的是戴着手铐的记者。他说道：“我当时是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才去的工厂。”

　　 路北庭将资料送给了公安干警。

　　 公安干警看着资料上显示，在那天的中午，有人通过一部公用电话，向两个报社打了电话，并且还有另外的一个记者写的笔录。

　　 而这个公用电话亭的摊主也有笔录，当时的确是有一个男人，身材不高，大概一米七五的样子，整个人穿着绅士，打了两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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