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浔文武两途的本事,都不及那些科班出身的官员,他上位靠的就是剑走偏锋,因此信息情报对他的决定和行动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在他萌生了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情报组织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飞龙和潜龙分割了开来,不管是人员、编制、配备、以及薪资饷酬。
故而他要交接也容易的很,完全不必担心飞龙和潜龙之间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地方,叫胡濙有所察觉。因此他只清理了一个晚上,就把飞龙组织完整地交到了胡濙的手上。
皇帝召见的事,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他在辽东的政绩那般突出,皇帝在殿堂上也公开褒奖,这就是对他的肯定。至于他犯了官场的规矩,往严里说,如此陷杀大臣便是触犯国法,皇帝对此没有公开追究,只剥夺了他执掌秘谍的权力,已是极大宽容。在他想来,朝会之后皇帝召见,只是为了安抚其心,免得他以为就此失宠,心生怨诽。
可是在这一点上,夏浔却猜错了。皇帝,需要在意臣子是感激还是怨诽么?尤其是朱棣这样一个性格极其强势的皇帝,对臣子来说,雷霆雨露,俱是君恩,而对皇帝来说,那就是皇帝喜怒的真心表现,他需要因为在意一个臣子的想法而去掩饰自己的喜怒么?
当朝会之后,夏浔准时赶到谨身殿见驾的时候,看到内阁首辅大学士解缙及杨荣等几位学士都在,甚至僧录司左善世道衍大师也赫然出现,便知道不是闲聊几句,安抚安抚自己的情绪那么简单了。
果然,等到人到齐了,朱棣便开宗名义地道:“诸位爱卿,俺皇考在时,为了训戒太子,曾命当朝学士、当世大儒采经传格言,编纂成书,名为《储君昭鉴录》,以教谕储君。俺今即了大位子,子孙之事,社稷之本,也不能不予关注。
想当初,秦始皇教太子法律,晋元帝对太子讲授《韩非子》,教育储君,皆予重视,然则他们偏重于法,而对帝王统治之道废而不讲,所以导致乱亡,前车之鉴,不可不汲取教训。帝王之学,贵在切己实用,俺想要你们以俺皇考的《储君昭鉴录》为本,稍加扩充,增加俺皇考的圣谟大训以及未曾载入的圣人圣言。
书中尽载大经大法,用以教导皇室子孙们,对他们的品德、学业,都有莫大好处,子孙若能守此,为君处事,便可做一个贤明之君,功莫大焉。故此,俺今日召集各位近臣,望能由杨旭、解缙、道衍三位爱卿牵头,诸位爱卿鼎力相助,编纂一部《文化宝鉴》出来,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易之法!”
夏浔已经不是刚到大明时候的愣头青了,当然知道这文教之事,在封建时代实际上是最受朝廷重视的事情,奉旨编书,绝不是一件枯躁无聊的事,其利益也绝不仅是名载史册,而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政治资本、政治权力。从皇上召集的这几个人,就可以看出对此事是如何的重视。
众大臣喜上眉梢,立即纷纷躬身领旨,夏浔随着众人行礼如仪,心中只想:“道衍大师学问精深,不但主持《太祖实录》的编撰,还自撰《道余录》,驳斥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文稿中荒诞不经处共计四十九条,虽是一个出家人,比之当世大儒,才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解缙、杨荣等人都是当朝大学士,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叫他们参与编书,那也是理所应当。说起来,只有我这辅国公,只有一个秀才身份,还是托了那真杨旭之福,若要我去考,根本考不来的,就算我是个真秀才,在道衍、解缙这等才学之士面前,也根本不值一提,何以叫我参与,而且由我牵头?”
夏浔反复想想,终于憬悟:“是了,皇上这是一箭双雕,叫我参与,既是夺我飞龙之权后的一种安抚和补偿,也是借我国公的名份,毕竟较之内阁首辅和僧录司的官位来,还是我这公爵尊荣一些,皇上要编纂了给子孙后代们读的书,自然要特别重视一下。惭愧,这书……我是没本事写的,便挂个名,占些便宜罢了。”
朱棣吩咐之后,众大臣各有异色,朱棣刻意地瞟了夏浔一眼,见他面露沉思之色,不禁欣然一笑,说道:“好了,唤你们来,就为的这件事儿。这事儿由杨旭主持,肆后联络解缙和道衍大师等人,准备编纂就是了。俺这里还有厚厚的一摞奏章要批,你们且各自忙去吧!”
众人听了,连忙向皇帝施礼,欠身退出殿去。
一俟出了谨身殿,解缙便眉飞色舞地向夏浔打招呼,拱手笑道:“国公远赴辽东一年有余,解某心中思念的紧呐。想着国公刚刚回来,与家人亲热团聚要紧,便没有上门叼扰,过几日,少不得邀三五知交,请国公吃几杯酒,一叙别后之情!呵呵!”
内阁大学士杨荣捋了捋胡须,笑吟吟地道:“等国公拟好了章程,只消知会杨某一声便是。我那署衙里,还有几件公文急着处理,现在就不多打扰了。告辞,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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