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优先权是当时朱敬伦亲自谈的，为了吸引施耐德在大明办厂，同时为了让施耐德接受入股的条件，特意给予施耐德的优惠政策。

　　 可是郝可久主持的兵工厂，不打算承认这个优先权，这跟施耐德这个巨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突，双方僵持不下。

　　 其实兵工厂前几年跟施耐德公司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因为大明第一条铁路线，广九铁路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在主持运营，铁路运行中，总难免产生各种故障，有大量的定期维修工作和保养工作，需要定期更换破损的零部件，而这些零部件兵工厂并没有生产经验，因此广九铁路运营的前三年，主要是采购施耐德的零部件。

　　 可是兵工厂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不放过任何的利益，加上施耐德觉得自己是独门生意，对零部件的开价很高，仅仅比在欧洲生产的设备部件稍微低一点，可他们的成本完全无法跟欧洲工厂相比，施耐德在大明的工厂，不但税率低（为期十年的免税优惠），人工工资低，就连原材料成本都比欧洲要低很多，加上欧洲运往大明的长途运费和高额保险费，可以说施耐德在大明的利润，比欧洲同行至少高一倍，相当的暴利。

　　 眼看着这种暴利不断的从自己手里溜走，郝可久这种人物是不可能接受的，他指示兵工厂必须自己进行生产，仿制施耐德的技术，于是从第四年开始，兵工厂也可以向广九铁路提供一些零部件了，很快兵工厂连铁路机车这种重型设备也仿制了出来，完全不需要施耐德公司供货了。

　　 这时候两家巨头企业才爆发了冲突，之前的客气完全没有了，互相指责对方。

　　 施耐德之前能够忍受兵工厂仿制他们的技术，主要还是看在兵工厂是他们的铁路机械设备唯一的客户，可对方完全将自己排斥在大明铁路市场之外的行动，让施耐德完全无法接受，于是将兵工厂告上了法庭。

　　 这时候问题来了，施耐德状告兵工厂侵犯他们的专利技术，可大明根本就没有专利法。

　　 结果官司打了许久，施耐德始终没有打赢。

　　 西方人不会意气用事，长期纠缠在官司之中，严重影响公司的生意，他们偃旗息鼓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又坐不住了。

　　 因为大明开始修建新铁路，广江铁路了。相比广九铁路的替换设备市场，显然新建铁路才是真正的大蛋糕，这条九百公里的铁路线，放在西方可是能够横穿一个国家的超长线路，需要的钢轨、机车，甚至普通的道钉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这次施耐德决定跟兵工厂捐弃前嫌，他们放低了姿态，不打算追求兵工厂侵犯他们专利的旧账，但是希望跟兵工厂联合承揽铁路设备生意，施耐德看到，没有兵工厂的合作，他们在广江铁路上恐怕也很难获利，因为修建广江铁路的技术人员，都是出自兵工厂，将来这条铁路依然要归兵工厂运营。

　　 兵工厂虽然仿制了大量的铁路设备，可对于这种大型铁路建设，他们也满足不了需求，就跟施耐德言归于好，双方合作承揽了这条铁路的所有设备订单，各自获得了一半的生意。

　　 但两家的蜜月期实在是太短暂了，郝可久并没有打算遵守协议，之所以给了施耐德一半的生意，那是因为兵工厂无法满足铁路的全部设备订单。但这条铁路修建周期很长，兵工厂的制造能力不断扩大，很快郝可久就不满足于只拿一半的生意了。他开始暗中指示验收的技术人员，挑施耐德设备的刺，从铁轨到机车各种问题不断，借故解除了施耐德后半期的生意合同。

　　 洋人的法制显然更加健全，也习惯采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两家公司之间的官司再次打了起来，可是郝可久的手段虽然不光彩，但是也挑不出毛病，铁路公司是以担忧施耐德设备的质量问题退货的，让施耐德完全抓不到把柄，这个时代的工业品合格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非要挑一定能挑到问题。

　　 在广江铁路上施耐德吃了一个哑巴亏，有段时间甚至有些想要退出大明铁路市场，是工部从中调停，才保住了施耐德一小部分生意，让他们始终下不了决心。

　　 吃了这个哑巴亏之后，施耐德并不打算认账，他们开始暗中串联，那几年法国走背字，打输了普法战争，法国政府完全无法为施耐德做主，他们只能联合一些在大明吃过类似亏的西方公司，最多的是法国的缫丝机、丝织机制造商，在大明告诉发展的丝织业中，机器设备主要就是仿制法国的设备，里昂丝绸商会中的机械制造商对此早就不满，英国的棉纱和织布机也开始被大明兵工厂仿制，因此英国人对此也很不满。

　　 因此施耐德的盟友越来越多，从里昂丝绸协会，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商会都向大明政府提出过陈情，但一直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点爆施耐德的愤怒的是大明刚刚宣布的铁路计划，施耐德从中看到了海量的利益，他再次准备跟兵工厂和解，同时提出至少要分享其中三分之一的市场，而且要求兵工厂必须严格履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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