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首推管仲。

　　 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平原耕地面积就比不上中原诸国，再加上土地盐碱化，发展农业，基本没什么出路。

　　 “地泻卤而人民寡”，极其穷困。

　　 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呢？管仲定下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为齐国发展的国策。随后便让齐国经济腾飞，进行了古代春秋版的“改革开放”。

　　 不得不提的是，“士农工商”这四种职业群体正是管仲首先提出来的，并且把“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这相当于古代“经济开发区”。把齐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地方搞成“经济特区”的窗口，把全国的工商业从业者全部集中到他画的这个六个圈中。

　　 这是划时代的壮举，足以使得管仲永垂青史。

　　 当然，管仲最着名的还是开创了“女闾”成为风俗业的鼻祖，并且对青楼妓馆征收高额“特种行业税”……

　　 减轻税负，让利于民，“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商贸行业的税率比农业方面的税率低了一半多，而且“市廛而不税”，即在市场租房子存放货物是不征税的，这也加快商贸流通。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进口物资征了关税的，就不再征交易税，对出口物资征了交易税的，就不再征关税。“关几（稽）而不征”，在进出口环节上只进行稽查而不征税。

　　 这几乎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免税区了……

　　 自管仲而始，齐国国力日盛，一跃成为春秋霸主。

　　 由此可见经济之道的重要性。

　　 然则中国历史上诸如管仲这等精通经济之道的人才甚为匮乏，能够以此治国者更是凤毛麟角。其原因，大抵是因为经济之道与儒家所讲究的境界背道而驰，向来被视为低贱之术……

　　 马周的确才能出众，但是这个才能指的是办事能力、心智水平，绝非表明马周便是无所不知的全才。经济之道本已是一项专业的学科，而设计到国家的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更是宏大繁杂、精神奥妙。

　　 即便古代名臣会因为一些举措个改革而富国强兵，比如诸葛亮，比如房玄龄，都能做到政略得当、休养生息，但是论起其各项举措政略之奥义，却亦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直白一些来说，便是一项政令正确与否他们是懂得分辨的，但是到底好在哪里、弊端在哪里，却是无法言明。

　　 这就是缺失经济之道的理论所造成的想象……

　　 马周被房俊问得一愣，略微沉思一下，说道：“难道不是进入那些‘下包’翻建工程之世家门阀的腰包？嗯，或许还有一部分流入民间。”

　　 天高云阔，来自湖面的风甚为凌冽，吹得两人衣袂飘飘。

　　 房俊背负双手，卓然而立，觉得应该给马周上一课……

　　 “如何方能富国？这是一个大道理，很难有准确的答案，无非是吏治清明、风调雨顺等等而已。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首先要富民。藏富于民，才是富国之基础。翻建东市以及建设此地所支出的巨款，看似增加了朝廷的负担，几乎将往后数年的全国赋税都消耗一空，但是这笔钱哪里去了？木匠、瓦匠、力工、船夫、纤夫……最终，这些钱会流入民间，以及世家门阀的地窖里。而民间会用这些钱去购买必须的生活用品，粮食、猪肉、药材、布匹、甚至是肥皂、蜡烛、玻璃……而粮商、肉贩、药铺都赚到了钱，政府的税收自然水涨船高，然后，政府再将这些税收拿出来，投资更大的项目，让更多的人赚钱……用一句概括性的词汇，这叫做‘拉动内需’，使得钱流通起来，形成良性循环。钱在流通的时候才会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否则无论是被世家门阀们埋在地窖里还是堆在官府的库房里，便只是一堆废铜烂铁而已，毫无价值……”

　　 马周神情有些愕然。

　　 他是头一次听闻有人这般阐述钱的性质……

　　 难道强国的基础，不是削减政府的开支、轻徭薄赋、鼓励俭朴么？

　　 按照房俊的说法，非但不能鼓励俭朴，还要大力提倡民间花钱，甚至是养成奢靡成风的社会风气，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更大程度的加快钱的流通，更好的拉动内需。

　　 马周甚至想到，最好的拉动内需的方法甚至不是翻建东西两市这种大规模的建设，而是战争。

　　 一场战争下来，消耗的钱粮物资不可计数，朝廷将这些钱花出去，那得拉动多少内需？

　　 若是年年发动战争呢？可是《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经》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

　　 如何在战争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方是治国之道。

　　 但是依着房俊的理论，没事儿的时候就打几场仗，几年下来，国家就富强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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