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判牍的来历也很有趣。

　　 在古代，老百姓去衙门告状，都要呈上一张“状纸”，写明诉讼的内容。县官在案件审结完毕后，把判词写在状纸的前页或结尾处，就称为“判牍”。

　　 郑板桥当了十二年的县令，按道理判牍应该很多才是，然而并不然。

　　 因为历朝历代，案牍管理都非常严格，必须集中存放，归档，就连销毁都有固定的年限和格式，甚至除了自然灾害外，基本连销毁的机会都没有。

　　 因此只有县衙里一些有机会接触这些档案的人，因为爱好不惜以身犯险，偷偷将状纸上的判词剪下带出，以资玩赏，才能流传世间。

　　 又经过两百多年后，所能寻到踪迹的就寥寥无几了。

　　 据周至所知，郑板桥同样的东西，只在故宫、国馆、鲁省博物馆三处有收藏，个人私藏里，只有岛国辻本氏个人珍藏中有一份。

　　 这份判牍是郑板桥这个狂怪才子信手为之，因此其书意本质极度彰显，远比郑板桥刻意创作的作品更有研究价值。

　　 郑板桥为了寻求书法艺术的突破，有意掺杂不同书体，刻意求变，取“八分书”之六分半，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六分半”书，成了“扬州八怪”其中之一。

　　 故而这份随手而为的判牍虽然小巧，然将其书风展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委婉可爱。

　　 这幅判牍的尾部，还有清代着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海滨病史”和“齐东陶父”的印鉴，有着名书画艺术家尹瘦石的题签了印章，还有李一氓篆书印“无所住斋鉴藏”，“一氓精鉴”，“一氓所藏”，及楷书印“成都李一氓”，“一氓六十”。

　　 这些印鉴证明了李一氓对郑板桥的喜爱，以及其流传序列。

　　 而另一件东西就更加的重要了，《白阳石涛书画合册》。

　　 这是一份一共十七开画册合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陈淳和石涛的画册。

　　 中国画坛上的大写意流派，准确说起来，其鼻祖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王洽。

　　 到了宋代，梁楷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让大写意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文人标志性风格”。

　　 真正将之构成一套创作理论并将之推向艺术巅峰的，则是明代的陈淳和徐渭，尤其是徐渭，将之变成了一个艺术成就极高的巅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之后的四百多年间，其创设的艺术语言，引来无数后人的追捧效仿。

　　 其后的继承者，就是清初四僧里的八大山人和石涛；再往后就是扬州画派里的黄慎、任颐；之后就是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类似的藏品周至自己也有一件，那就是《白阳青藤山水花鸟六册页》，是陈淳和徐渭两位创派大师的作品，品级远比现在这件要高，但是不如现在这件内容有书有画，传承有序，除了陈淳和石涛的图画外，还有几代收藏者的诗文，附加文化价值更丰富。

　　 这本合册的第十七开有一段题跋，题跋是第一代的收藏者江德量写的，后面还有他的墓志铭。墓志铭来自江德量好友汪中，显然是江德量的后人续上去的。

　　 题跋说明了这个册页的来历。

　　 江德量爷爷叫江世栋，是一个商人，这套册页是他最早收藏的，“当时盖颇自矜贵”，“最宝爱之，摩挲日不去手。”

　　 江世栋生了个儿子叫江恂，也就是江德量的父亲，后来做到了徽州知府。

　　 江恂也收集了大量的金石书画，而江德量自小就耳濡目染。

　　 他父亲看他对这些有兴趣就很高兴，认为儿子既然有兴趣，这些藏品在家族里就可以多藏数十年，算是后继有人。

　　 江德量后来也不负其父祖所望，成年之后考中了乾隆四十五年的榜眼，做了翰林编修，成了乾隆朝的着名学者。

　　 这爷俩除了是收藏家和进士官员以外，江恂本身还是画家，擅长草虫，不过不算太出名，作品只能够存在省级博物馆，周至也有他一幅《萱草蛱蝶》图。

　　 而江德量则还是书法家，尤其善长隶书，这本册页里有一页就是他题写的“灵气天成”四个隶书字，相当漂亮。

　　 江德量的书法作品周至倒是没有收藏，不过江德量曾经有一本《汉酸枣令刘熊碑》拓本，这个拓本后来被带到京城，曾经引起轰动，当时的书法大家翁方纲还特意在自己的笔记里提到这件事儿，这个拓本的双钩本，周至倒是在启老家中见过。

　　 古代文人相互间都有交往，江世栋虽然是商人，却也善于熏陶后辈，与文化人来往密切，曾经帮石涛卖过很多画。

　　 这卷画册本来是一卷陈淳的画册，可惜后来不小心失火，导致这卷册页被“焚弃几半”，于是江家就请石涛和尚以二两银子一幅的价格，给这幅画卷重新续上了，于是这个画册就变成了《白阳石涛书画合册》。

　　 之后这个画册从江家流出，为黄锡禧所获，黄锡禧是清代大盐商黄至筠的儿子，黄至筠的个园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园林，其藏书馆栖云山馆，曾经集中了大量藏品。

　　 黄锡禧请他的老师吴熙载在上面题字。吴熙载是同治年篆书和篆刻的海内第一人，吴昌硕深受其书风影响。

　　 留在这册页上的“风神近古”四字篆书，也是佳品。

　　 其后这帖子又传至民国汉口收藏大家李国松。李国松之后是民国沈阳收藏家，教育部师守玉和其弟师守章。

　　 师守玉是民国着名的收藏家，故宫里多件作品上都有他的印鉴，包括赵之谦仿隋僧智果所作《心成颂》，以及清代着名书法家王铎的等人的书法作品。

　　 最终这个册页才传到了李一氓手上。

　　 这个册页上其实属于陈淳的作品只有六幅，另外六幅是石涛补齐的画作，而剩下的五页，则是历代收藏者的诗歌，文章，书法，鉴藏印章等等，赋予了这件藏品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就是传世品的价值所在，研究其流传脉络，更能从一个侧面证实其真实性，本身也是一种传统鉴藏手段。

　　 这些历任的鉴藏者很多本身就是大艺术家，他们的“鉴定意见”到了后来本身又成了重要文物，这样一路的BUFF叠加起来，就让传世书画作品的价值远超没有流传递序的那些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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