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剑川，出生于西康的晋省人，当过知青，做过军人。老三届的军校生，毕业后在军医大当老师。当了八年老师，他又去从政，34岁成为地级市的（常务）副市长。

　　 副市长仅做了两年，樊剑川就选择辞职。他辞职不是响应号召下海创业，而是因为他喜欢搞收藏，副市长的工资完全不能支撑这个业余爱好。为了赚钱，他在当副市长期间，甚至悄悄跑去夜市摆摊，被认出来立即引起全城轰动，他宣称这是在亲身体会市场经济。

　　 辞职之后，樊剑川借钱跟朋友合伙开公司，全家蜗居在出租屋内，女儿甚至只能睡沙发。七年时间过去，现在樊剑川的房地产公司，已经排进全省私企前15名，胡润去年排百富榜明显把他算漏了。

　　 樊剑川终于有钱有时间搞收藏了，他收藏的不是古董字画，而是闪着寒光的刺刀，狰狞丑陋的防毒面具，冰冷坚硬的钢盔，残破的战地日记……一切跟抗战有关的物品，都在他的收藏范围之内。

　　 十多年的收藏生涯，他的藏品堆积如山，去年就在申请创建抗战博物馆，可惜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审批。

　　 在另一个时空，又过了好几年，樊剑川的抗战博物馆终于建成了。他甚至还建了地震博物馆，汶川那头名叫“猪坚强”的猪，就养在樊剑川的地震博物馆里。

　　 别人搞收藏是为了风雅为了升值，樊剑川却到处修建博物馆，每年因此负债7000万元，几十亿的身家也经不起他这样造。听说他还提前写好了遗书，让妻子在他死后把他的皮剥下来，做成一面大鼓放在抗战博物馆前。

　　 宋维扬笑道：“樊老板，你在全省商界可是有名得很，大家都知道有个市长出身的房地产商，天天不务正业，到处捡垃圾来收藏。”

　　 “这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樊剑川摇头苦笑。

　　 宋维扬说：“我倒觉得是好事，中国的房地产商有好几千，但决心创办抗战博物馆的只有一个。”

　　 “这话我爱听。”樊剑川乐道。

　　 宋维扬说：“等你从日苯回来，我想去参观一下你的藏品。”

　　 樊剑川说：“没问题，欢迎你来参观。我只想快点通过审批，把抗战博物馆建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参观我的藏品。”

　　 “对了，我记得有一面死字旗，你或许可以去找找看。”宋维扬突然说。

　　 樊剑川道：“我知道，真正的死字旗已经遗失了，当事人凭记忆复制的死字旗，现存在北川文化馆展出，我还专门去拍过照片。”

　　 “可惜了。”宋维扬遗憾道。

　　 樊剑川感慨道：“是啊，很可惜。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死字旗的时候，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滚儿，那种来自心灵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现在我都还能背出死字旗的完整内容。一张白布上写着大大的‘死’字，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坐旁边的沈思突然插话道：“这是真实的事迹吗？我第一次听说。”

　　 樊剑川点头说：“真实的，那位死字旗的当事人，八年前因病去逝。可惜直到老人去世之后，我才听说他的事迹，无缘能够当面拜访一次。”

　　 “他一定是个战斗英雄。”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洪伟国都开口了。

　　 樊剑川如数家珍道：“这位老先生的故事很精彩呢，无数次死里逃生。由于他入伍前当过老师，能写会算，分管全连的后勤军需。有一块银元因为缺损没发出去，他就放在衣服口袋里，闲暇时候就拿出来把玩消遣。一次全连冲锋，老人腹部中弹，战斗结束之后才发现，棉衣和银元都被打穿了，连银元带子弹全都打进了肉里。这位老人家很快当了连长，在洞庭湖率部阻击一个中队的渡水日军，歼敌100多人，还缴获三艘钢艇，获授战区甲级勋章。”说着，他又唏嘘道，“可惜啊，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有些不顺。”

　　 宋维扬默然。

　　 洪伟国道：“樊老板这么喜欢收藏抗战遗物，你当过兵吗？”

　　 “当过啊，”樊剑川笑道，“我76年的兵，退伍之后正好碰到大学复招，于是又去报考了军校。”

　　 洪伟国说：“那你是老班长。”

　　 宋维扬解释说：“这是洪伟国，我的保镖，以前当过侦察兵。”

　　 樊剑川说：“那你比我厉害，侦察兵都很牛逼，我就当了三年义务兵。而且我是近视眼，征兵体检的时候，我靠作弊过关，结果还是被刷下来了。当时身板太弱，做知青被饿晕两次，体检时根本跑不动。”

　　 “那你怎么当上兵的？”洪伟国好奇道。

　　 樊剑川笑道：“我跑去找当时的征兵首长，给他吹笛子、写书法。首长一看我有文化，就点头说：‘行，你小子来吧。’就这么当了两年半的义务兵，部队突然就被调去打自卫反击战。”

　　 “樊老板还上过战场？”洪伟国肃然起敬。

　　 “不是那么回事儿，”樊剑川摇头道，“我当时连遗书都写好了，就想着杀敌报国，结果只在边境线上放了几枪，没有杀到一个敌人就撤了。然后莫名其妙被调回原驻地，等到三年服役期满，直接退伍了事。说起来，我好羡慕那些真刀真枪跟敌人干过的战友。”

　　 两个退伍军人越聊越嗨，开始讲起部队的趣事，甚至还拿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部队伙食做比较。

　　 “当时国家穷啊，部队里也穷，”樊剑川笑着说，“炊事班的猪油经常被偷，馒头用刀子划开，把猪油塞里面，就跟现在的汉堡包一样。”

　　 洪伟国说：“我们那个时候也这样干啊，训练太狠，没油水，只能偷猪油打牙祭。”

　　 “我也是当兵的。”隔着两排座位的乘客突然插话，自然而然的加入聊天队伍。

　　 宋维扬反倒被晾在一边，但也不觉无聊，听这些家伙聊天挺有趣的。

　　 下了飞机，宋维扬递出名片：“樊老板，以后你建抗战博物馆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我能帮忙肯定尽量帮。”

　　 “多谢了。”樊剑川笑嘻嘻的把名片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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